理解宋朝・司马光【2】见义忘利

等到司马光回朝，已经是十五年之后。

这位67岁的老人上年末终于完成了巨著《资治通鉴》，历史没让他久等，很快就给了他实践自己理念的机会。

司马光的理念，说穿了很简单，就是反对追逐利益。他给老朋友兼政敌王安石写信，引用孟子的话，说执政之道，“仁义而巳矣，何必曰利？”道义是不该和利益沾边的，一旦沾上就会变味。

把“义”和“利”对立起来的做法，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《论语》里面就讲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意思是君子的行为是道义驱动的，而小人则被利益所驱动。孟子更进一步，为了道义甚至可以舍生取义，牺牲一点利益更是不在话下。

这种“义利之辨”的观念，长期被用来抵制国家权力的扩张。比如在连年征伐匈奴的汉武帝时代，朝廷想了很多方法聚敛财富，在他驾崩后不久，反对盐、铁等项国家垄断的人们就抨击朝廷“与民争利”，认为王者应当施行仁政，不应该想着法儿搞钱。

王安石变法之后，反对派用的最顺手的依然是这件武器，而且给这把利剑又加上了人身攻击的锯齿。

孔子在讲君子、小人做事动机不同的时候，虽然也不是全无褒贬，但他更多是在陈述春秋时期分封制国家的实际状况。那时所说的“君子”都是世袭贵族，先天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；而“小人”则指普通百姓，他们负责供养那些社会顶端的君子。

可到了宋代，当司马光重新提起这个话茬时，他的意思已经完全变了。“君子”被当作“好人”的代名词，而“小人”则指代“坏人”。主张变法的“新党”追逐的是利益，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是小人、坏人；而主张恢复旧法的“旧党”则崇尚道义，无疑是君子、好人。

这样标签化的人身攻击一旦开始，就事论事、实事求是的困难就会直线上升：如果有人指出好人也会犯错，或者辩称坏人也做过好事，那他最后大概率也会被视为坏人。真正的大奸大恶或许会被赶走，可那些基于事实做出独立判断的人，也一样会被赶走。朝廷上最后只会留下不分青红皂白的好人。

而不分青红皂白的人，还可能是好人吗？

司马光并没有解决这个核心悖论，就开始挥舞“义利之辨+君子小人之辨”这件新武器。他很快就碰上了硬骨头：王安石的“免役法”。

因为神宗皇帝38岁就早早驾崩，当时的朝廷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，边上坐着十岁的哲宗小皇帝。高太后厌恶变法，站在司马光这边，把他拜为执政。在他推动下，半年多时间，王安石推行的青苗、保甲、保马等法就被一一下诏废除。只剩下免役法，等待最后的决断。

在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正月，哲宗的新年号刚刚用上没多久，司马光就迫切地递交了一份政策建议，列举了免役法的五大弊端，要求改回原本的差役法。然而这份充满漏洞的建议很快引来激烈批评。

出招最狠的是新党大佬章惇。章惇这时担任枢密院的长官，和司马光一样位列执政。他精于算术，之前做过财政首长“三司使”，熟悉变法的具体事务。在他看来，司马光的建议自相矛盾，而且明显违背事实。

比如司马光在这份建议里声称免役法每年收钱，让以前只要几年服一次劳役的大户受苦，可在另一份建议里却说免役法让大户享受便利，真正受苦的是中下户。司马光认为朝廷推行免役法之后雇佣“四方浮浪之人”，出问题了无从追究，可章惇却尖锐指出，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，紧要的劳役岗位用的都是有家业、有担保的人。在章惇看来，司马光没搞清楚情况就在信口开河，甚至是选择性忽视了对他不利的实际情况。

要求一个年近七旬、居家著书十余年的老人，能洞明新法在各地执行层面的利弊，说实话挺难的。司马光为人诚恳老实，被章惇指出错谬的时候他甚至有点难受，可其他旧党并不这么玻璃心。趁着章惇在太后面前据理力争触怒天颜，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呈上，当月便将他罢免外放。

亲眼目睹自己推动的新法逐一被废，王安石在同年四月郁郁而终。司马光对这位亦敌亦友的老同事颇为宽待，主张“优加厚礼”，最终给王安石追赠太傅，享受宰臣级别的礼遇。

之所以这么做，司马光的理由很简单，他不想变法期间的“浮薄”风气继续下去。或许多少有点受章惇事件的影响，他意识到如果朝廷给出明显的信号要批评王安石，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冒出来响应附和，不惜出卖旧日恩主来换取新朝的宠眷。而这种为了利益随意改变原则的做法是他最反对的。

司马光试图调和新旧两派的分歧，让朝廷能够兼容而不专断，但他的努力成效有限。

王安石扩张国家权力的主张和司马光反对扩张的“义利之辨”，在理念上本就不太相容。更重要的是，理念分歧的背后，藏着更深刻、更难改变的社会变化——

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上近千年的最大变化：南升北降。

▲ 清宫殿藏画本之司马光像